“阳康”后还会再次感染吗******

　　社区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月6日，河南省新冠病毒感染率为89.0%。“阳康”后再次感染的概率高吗？如何防护？“复阳”与再次感染有何不同？

　　1月9日，河南省疾控中心主任郝义彬说，相较于此前的其他变异株，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传播力、免疫逃逸能力都有所增强，但根据流行病学研究和临床观察发现，“阳康”后3—6个月内发生新冠病毒再次感染的概率比较低。同时，去年12月份以来我省开展的本土病例基因测序结果显示，BA.5.2分支占94.5%，BF.7分支占4.4%，BA.5.2.20分支占1.1%，我省现阶段流行的毒株仍以BA.5.2为优势毒株，暂未发现新的变异株，所以短期内再次感染同一变异株的可能性较小。

　　河南省新冠病毒感染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郑大一附院副院长张国俊介绍，新冠病毒感染有十大症状：发热、干咳、乏力、嗅觉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痛、结膜炎、肌痛和腹泻，一旦出现这十个表现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做抗原检测或者核酸检测显示阳性就可以确定感染新冠病毒了。

　　“复阳”与二次感染有什么区别？“这是两个概念。”张国俊说，当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康复后核酸检测再次出现阳性的情况即是复阳，复阳患者的CT值一般大于35，多认为是体内病毒的一些片段，没有传染性，也没有致病力。从复阳发生率来看，既往原始毒株有5%到15%的复阳率，目前奥密克戎毒株的复阳率总体并没有增加。

　　二次感染则是康复后的患者在一定时间跨度后，再次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核酸检测CT值一般小于35，可能是因为患者的免疫功能下降造成了二次感染。据介绍，奥密克戎的二次感染率是早期毒株alpha的5倍，达到了3.31%。

　　如何预防二次感染？

　　郝义彬认为，预防再次感染最好的办法仍是落实好个人防护措施，包括戴口罩、注意手卫生、勤通风、接种疫苗等；老年人和儿童康复后，要尽量减少聚集、保证良好的卫生习惯、合理膳食加强营养；“阳康”6个月后积极接种新冠疫苗，以强化免疫屏障等。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